吴晓波:我的悲观与保守

Tue, 01 Apr 2014 10:00:14 GM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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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1年左右
年初,在“时尚先生”当主编的李翔来看我—–他果然变得越来越时尚了,有了一场对话。当时,我正在对[历代经济变革得失]一书做最后的修改,一些想法已经成熟,碰到一个知心的对话者,自然更滔滔不绝。尽管说的有点凌乱,却已是我全部的观点。对话刊出时,有点删节,全文贴在这里。
ESQ:我问一个大的问题,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的商业环境呀。弗朗西斯·福山在新书里面说,过去十年是民主倒退的十年。也有人说,中国可能是市场停滞的十年。

吴晓波:* *过去十年是一个(中央)集权在加大的十年,又回到原来的逻辑了。

ESQ:为什么?

吴晓波: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叫《历代经济改革得失》。从历史上来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和现在的状况,有很大的必然性。而且中华民族可能是走不出来的。

ESQ:必然性是什么呢?

吴晓波:我认为是地域原因和民族性。就地理而言,中国就是长江流域、黄河流域和珠江流域,没有什么大的屏障。它要么就得统一,要么就分裂。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大一统的传统。统一是中国的文化。统一就必须有有一个(中央)集权政府。(中央)集权政府就会跟几个东西有问题。第一跟地方政府会有矛盾。第二集权政府和有产者会有矛盾,特别是搞工商经济以后。第三集权政府跟无产者有很大关系。它通过农业税和土地问题的不断调节,来解决和无产者之间的关系,均贫富啊,一条鞭法啊,耕者有其田,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大的逻辑。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个逻辑。这样国家治理天然会面临一个问题,那就是——如果你要保持长期稳定的话,拒绝发展会成为一个代价。

ESQ:对。

吴晓波:所以明清500年的停滞我认为其实是它的这种超级稳定或高水平稳定,接近500年的稳定。经济发展时,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,商业组织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盈利组织,一旦出来,必然就会对很多公共职能和公共服务有需求。但是这跟集权者一定会有冲突。我认为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。 我觉得,49年建国以后,搞计划经济,对地方政府,是搞统筹统和干部任命权收归中央。然后有产者在1956年是彻底被清除掉了。所以从1949年到1976年的发展,是靠国家投资。国家投资的资本来源于粮食剪刀差, 就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夺,来满足国家投资。然后再通过票据经济来控制农民的需求。等于是靠那套逻辑发展,最后就发展不下去了。1978年以后改革的话,我认为基本上就分两个阶段。从政策角度来讲,1978年到1994年是一段,基本上是1994年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以前。这16年,是一个放权让利的时期,就是中央政府对民间放权,把土地还给农民,通过包产到户,把工业领域还给私营经济,把地方政府的权利,用财政大包干的方式还给地方政府。然后引进外资。1994年朱镕基搞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以后,基本上在逻辑上已经开始完成中央集权。通过税制改革、银行和外汇体制改革,把整个货币权利,货币投放和外汇政策、宏观政策收归中央政府。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是抓大放小,后来是国退民进等一系列的方式。应该是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回归。当朱镕基退任的时候,整个逻辑已经彻底被改掉了。朱镕基退了以后,财政收入占比不断增加,我算了一下,从1994年到朱镕基退休时,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,大概是17%到18%。然后不断的自我增加,到了2012年,刚刚公布的是23%。就是说,政府从经济发展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大。

2004年以后这个十年是一个更加集聚化的过程。2004年以前还不是很看得出来,那个十年还是一个不断的博弈啊、调整啊的过程。这个十年是在大发展中,增速还是很快,是整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。2004年以后,特别5月份的宏观调控,主要是以铁本事件为标识,政府对进入能源、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行业的民营企业进行了一次清剿。5月份那次是比较明显的。到了2008年四季度的4万亿计划,基本上就摊牌了。所以这个十年是一个集权回归的十年,但你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看,其实它是有必然性的。可能就是这样。走不出来,我觉得啊。

ESQ:但照你这么分析的话,过去我们就是生活在所谓进步的幻觉里了。福山也讲,历史终结。他的老师亨廷顿也是这样。他们认为,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了。那按照你的分析来看, 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演变那么多年,不都变成幻觉了吗?

吴晓波:中国人是一个特别务实的民族,跟这个有关系。长期以来国家治理这个问题,是凌驾于一切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。就是说,怎么能够保持这个国家的统一、不受外敌的入侵和维系内部的稳定,是一个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,是没有什么分歧的。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到康梁改良、孙中山闹革命,再到蒋介石、毛泽东到邓小平这么几代人,他们在国家治理上有三个逻辑是一样的。第一是保持国家统一;第二是国家强盛,就是让国家从东亚病夫重新回到强国;第三个逻辑是国有经济优先,优先发展国有企业。无论帝制也好,或者共和也好,还是共产主义和改良派,这三个逻辑是一样的。现在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,这三个逻辑里面有两个已经受到挑战。

ESQ:哪两个?

吴晓波:首先是强国逻辑。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强了,而且可能算下来15年内我们就变成全球最强的了。但是强国和民富之间没有产生关联。大家开始怀疑你国家强大跟我有什么关系。第二个就是国有企业优先逻辑,也受到致命的挑战。现在四千万家企业里,95%以上是民营企业,这里面肯定没有人同意这件事。所以这三个逻辑里面,两个受到挑战,但如果你搞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话,大一统逻辑会受挑战。我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回到它的历史逻辑上,然后我认为可能走不出去了。因为你搞自有化的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末那个情况就已经出现了。比如说省与省之间,当年叫拆篱笆墙,就是省与省之间有篱笆墙,拒绝能源交换,然后各省独立发展。然后民间提出自由化的要求,若干地方出现独立要求,这是1980年代末已经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无非就把它扭回来,扭回来就变成现在的问题。

ESQ:这是你最近几年形成的想法吗?

吴晓波:写完《浩荡2000年》以后慢慢捋的。中国人还是认为, 只要符合我的需求,任何制度我都可以拿来用。在这方面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的执着。因为儒家文明本身就是所谓仁义治天下,孔孟没有什么大的制度安排的东西。它主要讲秩序问题。到现在为止我蛮悲观的。

ESQ:执政者们是有统一认识的吗,还是无意识的遵循这项逻辑?

吴晓波:我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,执政者一定会看到发展本身给治理带来的困扰,只是无力解决。比如2003年开始搞国资委的时候,请的顾问是淡马锡。但现在的国资委跟淡马锡是南辕北辙。现在厉以宁又提出来,要回到淡马锡模式。一旦中央需要有一批中央企业以后,走着走着,就会走到今天了,可能当初设计的时候也未必是这样的。

执政者能力有限,会把一个制度往更劣质化的方式走的更快了一点。如果能干一点的,可能20年后才会出现这个情况。无非是把它缩短掉了。
ESQ: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跟这种市场倒退的关系是什么?我们看所有的教科书什么的,都是跟这个违背的。

吴晓波:也不一定。就是国家,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控制,在短期时间内,会造成经济的高速发展。民国时候,1916年到1927年,袁世凯去世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十年,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,但是从GDP来讲,它的增长是远远不如蒋介石搞统制经济的十年的。就是从1927年到1937年,GDP增长百分之九点几,基本上靠政府投资。国家把权力控制起来以后,通过控制货币和投资的方式,发展国民经济,在短期内是有效果。可1927年到1937年,整个中华民国是没有诞生过优秀的民间企业家的。所有这些优秀企业家基本上都是1927年以前出现。1994年以后是一个集权回归的过程,同时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,内在的问题就会出现。比如说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移民,然后这个国家创新就没有了,比如说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的需求越来越大,现在被土地财政绑架了。它走着走着就会走到那一步去,但是并不意味着说,反市场化的制度建立以后,就马上会导致国民经济衰退。反倒会促进,在一定时间内。现在已经是二十年,而且我认为很可能会促进三十年。就是说未来十年内,保持现在这个经济制度,即便全中国有钱人全部逃光了,经济还是会增长,因为需求还在。而投资本身就有拉动性。还有城镇化,意味着一二线城市投资完成了,那会降到三线四线。中国足够庞大,2900多个县级单位,一年有两千多万新增就业人口,它真是一个巨大的盘子。所以我们对这个制度的观察,它的优劣性,可能短期内呈现不出来,长期看就有这个逻辑。

ESQ:但是,即使是过去十年,也有一些民营企业高速增长不断变大。可能会有铁本,但是也有沙钢也有复星啊。

吴晓波:但是它不好。沙钢基本上是跟地方政府勾兑的一个产品,沈文荣本来就是官员出身。然后,今天的复星已经不是十年前想要成为的那个复星了。十年前是想要做混业经营的,在金融业、能源行业做混业经营。现在的复星已经从实业全部撤出变成一个投资者了。复星已经不是当年的复星。十年前的复星有医药线,有钢铁线,有房地产,然后再有金融, 这四个模块。包括德隆它们当年都想这么做。这个模式其实是多元模式。但是你走不通,在中国,现在,至少从大规模上看走不通。可能一两个企业在走,万向在走,平安在走,可能 一两个企业能够走到某一个状态,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种模式。这些年要说发展,大概可能还是互联网行业。

ESQ:比如阿里巴巴。

吴晓波: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。腾讯是1998年成立,阿里和百度是1999年成立的,然后腾讯他们都是在2004年上市,阿里B2B在2007年上市的。互联网经济的发展,是过去十年的一个现象。它受到政府的管制最小,政府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方法来管制互联网,其中国有资本也很小。如果整个从产业经济来讲,大概就是互联网行业。互联网行业值得期待的。

ESQ:那么在你的逻辑里面,一个大型的民营企业还会存在吗,或者,还会有新的产生吗?

吴晓波:民营企业会大量存在于产业的中游和下游地区。能源和资源被政府控制住,就意味着所有的利润只能够产生于流通环节。这会造成造成整个中国流通成本偏高,整个商品价格不断提高。资源配置是非均衡的配置。

ESQ:这么多年全部都接受了、默认这个了前提。

吴晓波:那就是变成了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,它的民众成为被剥夺的一代。比如说早期像农民剥夺了,然后产业工人被剥夺了,就是他的价格很低,生产制造方只有通过剥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,才能够获得利润。可能还有现在的年轻人,八零后、九零后,零零后,他们被剥夺了,通过不动产的问题。一套房子等于你三十年工资,等于你把三十年卖给经济发展了。

因为资源配置的不均衡,造成这个国家还会发展。但是,它不是一个发展的问题,中国未来面临着一个分配公平的问题。经济发展过程中,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讲,有可能统治者得到的多一些;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讲,国有企业得到的多一些;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讲,中央政府得到的多一些;有产者和无产者来讲,有产者得到的多一些。它不是一个均衡发展。有些人提出社会体制改革。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渐进的价值。你在这个不公平的问题下,现在去解决自由的问题,没有方案,没有做好制度准备和心理准备,那么就先把这个搁一下,先解决不公平的问题。不公平的解决就是几个方法,加大对低保收入阶层的政策的扶持,然后加大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各种保障,医疗保障呀,教育保障呀,还有他的三险一金的全国统兑,再加全国的城市的保障体系,加大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。可能在公共产品的提供领域,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。我觉得这是对的。即便未来因为自由问题,发生什么震荡,你不会出现饿死人的问题,基层民众的生活不会受到威胁。

ESQ:对,现在这么说的也是要被骂的。

吴晓波:我现在就是保守派。我是越来越倾向于这个层面。 我大概五六年前还认为,国有企业在中国就两条出路,一条是被动瓦解,一条是自我瓦解。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,中国即便没有国有企业,中国还是国有经济。因为这个国家从管仲以后就是国有经济。盐铁专卖就是国有经济。所以我认为即便未来中国也如此。怎么来解释呢?如果中国有国有经济,那这个国家是有专营收入的。国家有专营收入,所有西方的经济学都没法解释这个事情。从马克思开始,大家就认为,赋税是国家的唯一收入。但中国有这么一套东西。中国的未来,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用西方的制度来做解释。它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的问题。

ESQ: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,2012年你认为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什么?

吴晓波:12年我觉得,最大的事还是信息化革命对制造业和流通领域的一次冲击。还是互联网系统的革命,信息化革命。淘宝、京东这些企业的崛起,包括一些PC端向手机端的转移,然后制造业本身也越来越流行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益。整个革命还是发生在工业制造领域和信息化领域之间的一个对接。其实有两点对中国长期来看是影响非常大的。第一个是会提高制造部门的效益,增长模式一直是靠规模的这些制造业公司,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。第二就是改革了流通的问题。中国长期以来利润是出现在流通领域,疆域又很广大,整个商品流动都不畅,那么像淘宝这样一批公司起来后,整个把原来的物流格局给改变掉了。 中国整个产业革命还处在一个量变的过程,我们仍然不是全球主导的⼀一个通过科技发展来驱动的国家,我们还是在存量里通过一个新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转变。你看所有在淘宝上京东上卖商品的这些制造业企业,它们的产品创新是不存在的,仅仅改变了销售模式,获得了发展。 经济领域里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。我觉得未来几年也还是最大的变化。整个产业会被重构。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一个量变的东西,不是一个质变的东西。我们的产业结构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大的变化,我们该在哪个行业还在哪个行业,在那个行业里面,我们没有核心技术的还是没有核心技术,我们缺乏科技推动的还是缺乏科技推动,无非是整个流通环节在改变。但是这个变化足够大。这是2012年我认为发生在经济领域中比较大的事情。

ESQ:你会觉得新十年是比较乐观的还是?

吴晓波:未来十年我对政治体制没有任何期许,我认为改变的概率很小。然后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,我认为从现在看未来十年,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崩溃性事件也是小概率的。中国经济总量的发展,今年的增长是最低的,7.8%是13年来最低的。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水平线上,以8%做为一个水平线发展。经济总量不断扩大,还是会增长。但是我认为这个十年可能是最后的十年。如果这个十年里边,没有做好很好的心理和制度准备的话,那么到后来中国经济一定是一个泡沫化的崩溃。

ESQ:怎么准备?

吴晓波:因为最后还是精英治理,所以就是精英阶层有没有为国家即将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。整个精英阶层达成一种共识,至少某一部分人达成一个共识,然后在这个共识的前提下形成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和制度性的设计。再不断的通过理性化的声音能够跟民众进行沟通,形成一个心理上的预期和合作。这样去迎接一次大的变化的。如果这些工作都不做,天天在那儿骂爹妈娘,或者谋取个人利益,那么最终当这个变化发生的时候,你是全民族没有准备的。我认为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,跟康梁啊、孙中山啊,都是没办法比的。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问题比现在简单一点。现在很多问题都很复杂。如果不做这些的话……但寄希望还是寄希望给整个精英阶层。

ESQ:谁是精英阶层?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,我们根本找不到主语,就是所有人会认为这个事跟自己关系也不大。

吴晓波:对,对,是的。

ESQ:怎么定义精英阶层呢?

吴晓波:我认为,首先可能还是在统治集团内内部,治理者内部,或者,体制外一些能够被组织化的人。民间很多智库啊。整个制度安排是有很多子领域的。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整个一套方案,那可能性也不大,是吧?有的人要考虑政治制度问题,有的人考虑经济制度问题,有的人考虑产业的问题,有的人考虑社会结构的问题。我认为还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,完成这一套东西,然后把各种各样的预案都想到。

ESQ: 但这只像一个收音机的波段调整,不断微调。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这种微调难以持续,然后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……

吴晓波:从中长期治理来看的话,取决于在经济上的三个问题,就是财政问题、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胡绩窗写《中国财政思想史》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。历代王朝能不能在一个大一统的前提下维持,在经济上就看这三件事。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治理,从终极角度来看,就是一个技术问题,技术上能不能够维持,和意识形态一点关系都没有,跟什么政府制度呀,什么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只要能够维持财政的平衡、货币的控制和土地利益的分配,把这三个问题解决清楚,千秋万代都行。

这些问题呢,特别是土地问题,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里面是不存在的问题。把这个变量加进去,整个治理就是完全两回事。中国历代,汉还好一点,王莽变法以后,到后来一条鞭法、平均地权、耕者有其田、土地法大纲,从东汉到现在为止,土地问题一直就是国家治理问题。你在欧洲历史上是见不到这个问题的,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些问题。欧洲本来就是庄园,庄园就是土地在老子手里,然后城市化,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由民的过程,也不存在土地问题。土地问题从来没有成为困扰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。但中国从东汉一直困扰到现在。

ESQ:我感觉你写《激荡三十年代》还是蛮乐观的,越往后越灰暗。

吴晓波:对,激荡写到04、05年的时候,就是我写第二本《大败局》的时候,已经看到政商博弈了。之前写大败局1的时候确实没有这种感觉。《大败局2》是06年写的,里面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博弈非常明晰。到后期无非从一个一个企业的争夺变成一个一个产业的争夺,再后来对整个投资领域的争夺。现在等于是,民营经济在整个系统里面已经被边缘化。

ESQ:对,但是我还是能看到一些例外。包括刚才讲的几个例子,包括像刘永行,还是有幸存者的,民企似乎也能够与国家争利。所以实际上可能也不是那么悲观。

吴晓波:会有大量的幸存者,但是它不够成为一个逻辑。比如说像刘永行、沈文荣、鲁冠球这些人的存在……鲁冠球下面有保险有信托有证券,他有财务公司有金融平台,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可以这样做。这些人的存在对那个原则——国有企业优先原则,是不构成挑战的。国有企业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,这句话本身,这一两个人是不构成挑战的。真正的制度性的问题在于,这句话对不对。刘永行能做电解铝,沈文荣能做钢铁,谁谁谁能做银行,现在很多人拥有银行股份,像郑永刚啊这些人有很多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份,但这些都不构成为一个制度性的东西的挑战。但它不构成制度性,那就没有意义。无非某些人通过冒险获得了一些财富。

ESQ:你觉得未来十年,还有可能出现大公司吗,就像阿里巴巴、腾讯、联想,还有机会吗?

吴晓波:我认为大公司一定产生在一个大的行业里边,就是你这个行业处在一个爆发性增长中。比如钢铁行业是爆发性行业。2000年时,中国一般的钢铁公司,只有一两百万吨的产量,现在是两千万吨左右。在过去十多年,你这个行业的平均规模增长10倍左右,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特别大的机会。互联网也是一样。所以你就看未来十年内,有哪些行业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增长。我认为在互联网行业里面, 再出现大的平台性公司可能性也很小,几乎是没有机会。未来比较大的是文化行业,因为我们的文化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,文化行业会有爆发性的机会。但现在看不清楚,因为这个行业国家管制还是很厉害。然后能源性行业,能源性行业我还是看好汽车,我觉得汽车还是有机会的。

ESQ:这个行业里已经有吉利这样的公司存在,还会有新的机会?

吴晓波:吉利还有可能变得更大。现在沃尔沃在中国区的产量很低,5万辆左右。它未来要 达到20万至30万台的话……中国还是全球最好的市场,吉利这些公司还是有特别大的空间。金融服务可能会有。但金融也是国家管控的。一些好的行业都是国家管控的。然后就是新能源医药。医药偶然性很大,医药的偶然性比新能源要大好多。而且医药的暴利性很大。

其实中国商业界在未来的十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传承的问题。我们叫富二代,其实是企业家二代。未来十年可能大量是一个传承的过程,财富继承的一个过程。

ESQ:治理层面真正的挑战是创始人过世了之后才会出现吧?

吴晓波:那不一定,老化也有可能,不一定死亡。创始人的治理结构、知识结构和他的智力判断已经弱化的情况下,他的权力已经慢慢弱化的情况下,仍然可能发生危机。 但是未来十年出现质变的情况,可能性蛮小。即便出现也不发生在中国,而发生在美国、德 国。质变我指的是发生大的产业革命。中国这一次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,已经算是一 场次级革命了。它没有带来特别翻天覆地的东西,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,整个消费、信息沟通、支付手段,已经算是一场次级革命了。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。

ESQ:那你会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乐观的吗,就是可能让事情变得好转的力量啊、因素呀。

吴晓波:我觉得在找到终极的解决方案之前,或者终极变化发生之前,剩下的就是怎么样减少痛苦吧。在延缓过程中能够保持利益的平均分配,我觉得这些都是打麻醉药。人的世俗快乐和国家治理是两回事,我们很容易把它混到一起来说。其实是两回事。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,该干嘛干嘛。

ESQ:对。

吴晓波:而且,即便是出现最坏的状况,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,人类进步还是看得到的。就是中国的融入全球化和中国人越来越全球化,这个还是一代比一代强。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悲观和不悲观就看你在哪个层面上看。从社会进步角度来讲,那我想一定是越来越来越开放,越来越自主的,越来越追求自我价值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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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:中国巨变将在2014年发生

吴晓波近日接受《价值线》记者专访。他表示,2014年是中国第四个改革周期的开始之年,巨变将在2014年发生。吴晓波还称,制造业和城镇化是驱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两轮马车,但制造业面临巨大的问题,一定要转型,城镇化也需要改革。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,中国经济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泡沫。

《价值线》:近日多地房价传出下跌的消息,您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走势?
*         吴晓波:*在过去十多年我们买了很多的房子,我本人也有十套房子。以后,房子可能仍然是一个保值性的商品,但是未来的房子能不能继续保持增值,我不能肯定。
但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,财富在未来一定是不安全的,中国经济以后要发展,一定要保持温和型的调控,我们的GDP可能保持在7%左右,但每年的货币增发量是经济增速的两倍。所以我提出,一定要重新思考理财观念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,我们未来的财务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

《价值线》: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?中国经济有没有泡沫?
吴晓波:在经济学里面,什么是泡沫是没有答案的,能回答好这个问题,可以得诺贝尔奖。格林斯潘曾说过,什么是泡沫,只有当它破裂了,才知道是泡沫。比如温州、鄂尔多斯房价下跌,就是有泡沫,南京房价有没有下跌?没有,它就没有泡沫。
制造业和城镇化是驱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两轮马车,但制造业面临巨大的问题,一定要转型,城镇化也面临问题,也需要改革,如果转型和改革到位,中国经济发展就没问题。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,中国经济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泡沫。

《价值线》:互联网金融如今很热,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变化?           吴晓波: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已经开始,可能三五年后,我们不需要现金,不需要银行卡,有银行家说过,银行在20年后可能消失,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。

《价值线》:如何看待比特币等虚拟货币?
吴晓波:不可能,货币是什么呢?是一个国家捍卫自己国家经济特权的武器,比特币像一个红卫兵式的产品,他希望打败各个国家的货币霸权,哪个国家愿意被它打败呢。比特币是一些互联网从业者和工程师的一个小型试验,替代实际货币是不太可能的。按照我国现行的规定,比特币是违法的,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国家,腾讯一年发行的Q币在250-280亿之间,但它是不可逆的,你只能用人民币购买Q币,但不能用Q币去兑换人民币。

《价值线》: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比较动荡,能不能分析下人民币未来的走势。
吴晓波:美国退出QE3以后,所有新兴国家的货币受到了挫伤,如巴西、阿根廷。中国算是坚挺的。在2013年最后一天我记得没错的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.09。
我认为,人民币对美元会长期角逐在6左右,这是全球央行的一个心理线。但如果各位手上有很多人民币现金的话,要注意一个节点,就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如果达到1:5.5的话,人民币会变得十分脆弱。但短期内不太可能。

*  谈改革:2014年是第四个改革周期的开始之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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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革,这个词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。在2003年的时候,当时中国有一个概念叫做“胡温新政”。提出两个目标,第一个是宪政下的社会主义。第二提出要转化经济增长方式,走新型工业化增长道路。但是很可惜,2003年开始的十年是中国改革停滞的十年,我们的广义货币M2增加了5倍。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,从1978年算起的话,我们现在进入到改革第四个时期。到去年11月份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,中国政府重新提出来要搞改革,在各个领域里面,在三中全会里面是有60大领域里面进行改革。所以从36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历史来看,2014年是第四个改革周期的开始之年,所以从改革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巨大的变化将在2014年发生。

* 谈制造业:50-60%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有可能熬过不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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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跑企业20多年,经常是制造企业老板驾驶汽车开到厂房里,告诉我,这是亚洲的最大厂房。这种情况,今后可能越来越少。
长期来看,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人提供三年以上的熟练产业工人,中国未来要在世界上站住脚就要靠制造业。那么制造业现在发生什么变化?制造业会由原来依靠成本优势大规模制造的模型变成这样一个模型,叫做“专业化公司+信息化改造+小制造”。
我认为从今往后在中国十年之内,有50-60%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迈不过这个槛,但是迈过槛的这些企业在未来有非常大的前景。未来真正能在中国活下去的是那些专业性公司。另外你还需要用信息化革命手段改变两件事,第一是改造企业所有内部流程,进行内部所有信息化改造。第二用信息化手段再造你和消费着之间的关系。

*  谈电子商务:如果不懂电商,肯定没有未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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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多年前电子商务还是高科技领域,在今天做生意的人,做企业的人,无论是卖鲜花的,还是卖彩电的,如果不懂电商,肯定没有未来。
举个例子,褚时健在中国非常偏远的地方种橙子,种了十年橙子,现在85岁了,在那有8000吨橙子,过去一年全部卖掉,是通过网络上卖掉的。聚划算三天内卖这个橙子165吨。
现在做企业的人,首先要想你和BAT的关系是什么。第二,我是中国银行,我是中国移动,我的敌人是谁?我现在可以肯定中国银行的敌人一定不是中国招商银行,就是未来击败这些大家伙的人,都不在你的视野中,所有都被击穿掉了。很多瓶颈都被电子商务击穿掉了。
一个微信,你们要知道中国互联网公司是什么时候发明微信的?就是类似微信的产品。2004年丁磊就已经发明了这个产品,在北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,提出我要成为中国虚拟电信运营商,结果两天后政府找他,把它关掉了。大家知道,全世界三大移动端社交,两大是亚洲人发明的。

*  谈移动互联:手机改变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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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一个季度在8千万到9千万之间,是美国的三倍,今年会推出4G。今年4G手机出货量会达到1亿台左右。
在手机端会有四个现象出现。第一是消费者关系的新建。第二是中国将进行支付信用体系的新建。京东最近推出一个产品叫做“先消费再付费”(京东白条)。因为你在京东所有消费记录都被留存下来,所以他敢于打白条。未来中国个人信用消费体系,未来可能是这些电子商务公司帮我们建立的。第三是O2O模式的新建。第四是个人学习模式的新建,所以手机会改变一切。
 无论是快速消费品,还是慢用消费品都要想清楚,我和手机有什么关系,如果没有想清楚,三年之内一定会死掉。

*  谈未来:80后主导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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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宗庆后是1945年出生的,柳传志是1944年出生,这批人是改革的第一批先驱者。中国现在亿万富翁大概10万人左右,平均年龄是1966年出生的,中国千万富翁大概是在1972年左右出生的这一波50年代、60年代,70年代出生的人,用我们的价值观建立了中国现在的商业世界。但是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?现在出现了1980年出生的人已经成为职场主力,90年的人去年开始找工作了吧。
前一阵子我参加一个活动,在坐的有三个80后,一个做乐视的,一个做途家网的,一个做人人贷的,可能五零年以上的人会觉得非常陌生,五年以前他们根本不在人们的视野里,而现在他们出现在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圈子里。
当他们成为中国消费最主要人群以后,就面临一个问题,他们对60年代、70年代所建立的商业世界就会不习惯。80后从中国人群来讲是新人类。
当新人类目前开始出现以后,我们就看到所谓的新四化。第一,所有商业都将互联网化。第二,一切品牌都将人格化。第三条,一切消费都将娱乐化。未来一个不会讲营销的企业会很麻烦。第四条,一切流行都将城乡一体化。原来我们做产品,第一个市场是北上广深,第二个市场是二三线城市。但是在80后状态下,每一个人都有机会,无论你是苏州的男孩子,还是宁夏甘肃的男孩子,同一时间段可以买到一个耐克限款鞋。原来所建立金字塔型的品牌模型和营销模型被彻底颠覆掉了。
第四关健词:重新思考金融。如果中国有产阶级在未来十年内不懂得投资,那么你所有现有资产会大幅度缩水。因为你要知道,你今天拥有一千万块钱,十年之后,它的购买能力可能只有现在的20%或者30%。也就是你现在现有一千万资产,如果你的企业不进行很好的金融化改革的话,可能会变成穷人。